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劉俏

實現高質量發展，我們需要激活提升全要素生產率新的動力源，加大對節點產業、節點領域的投資，從而實現經濟發展動能的轉化。值得關注的是，我們要實現“碳中和”，建立現代化產業體系，這一過程需要大量科技創新，而作為科技創新“總開關”的基礎研究投入尤為關鍵。

長期以來，我國研發強度雖然不斷提升，但對基礎研究的投入卻顯得不足，直接導致以復雜、底層支撐性技術和科學研究為基礎的創新相對匱乏，我國在全球價值鏈上與發達經濟體地位存在差異。國際貿易領域通常用“價值鏈上游程度”來衡量一個國家在全球價值鏈的位置。根據世界銀行數據統計，2018年中國的全球價值鏈位置指標為0.01，略低于40個主要開放經濟體的平均位置（0.04），而美國的位置指標為0.29。也即說美國處于全球價值鏈的絕對上游，對核心技術和原材料等有較強的掌控，能夠形成對處于價值鏈下游國家和經濟體的制約。

這種“制約”，在逆全球化思潮之下，給我們最直接的沖擊和影響就是技術“卡脖子”。

改變這種狀況，必須久久為功、持之以恒地加大基礎研究投入，推進中國產業向全球價值鏈上游邁進。只有在基礎研究上實現突破，我們才能真正化解發達國家對我國一些關鍵技術、核心技術的封鎖，實現高水平的自立自強。

歐美發達國家在基礎研究上的投入占比基本穩定在12%以上，同期美國為17.2%，法國則高達25%。如果做一個簡單的推算，美國研發投入約占GDP的3%，基礎研究研發占比以17%~18%來計算，那么美國用于基礎研究的經費大約是我們的5倍。

基礎研究難度大、周期長、風險高，如何解決資金問題？這就要求我們在調動市場力量的同時，也要發揮好中央財政的作用，發揮新型舉國體制的優勢。

當前宏觀政策正處于發力窗口期，可將發行“特別國債”作為政策選項，所獲資金直接用于基礎研究的投入，大幅提升基礎研究在研發中的占比，這將在中長期內極大地促進經濟的高質量發展。

我們可以探討發行30年期、50年期的長期國債，將其配置到基礎研究領域。目前基礎研究的經費一年約為2000億元人民幣，是否能擴大到1萬億元甚至更多？這樣持之以恒地投入10年、20年，我們相信，假以時日，回報將會在未來的歲月里呈現出來。

（作者系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院長）